來源：亞洲考古

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是“見證出現(xiàn)在古代人類和動物遺存上的疾病的科學”，可以被認為是生物人類學的一個分支科學，但因其以考古發(fā)掘出土的人類骨骼遺存、木乃伊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文獻記載和應用自然科學手段，致力于疾病在較長時間內的演變發(fā)展過程以及人類對環(huán)境適應性的研究，也有將其稱為疾病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那么，考古學面對疾病，可以做些什么呢？

目前開展的程度

任何人在他們的一生中，都會遭受某些疾病的折磨，疾病是人體生存和死亡的一部分，整個群體的疾病會對社會、政治及經濟系統(tǒng)造成很大影響。

一種受迫性傷害或者大環(huán)境變革所造成的生業(yè)習慣變更，都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并會有一部分體現(xiàn)在人體中能長久保留的遺存上——骨骼和牙齒。因此，任何集中在古代人群骨骼遺存的考古學考察，都會留意他們曾遭受疾病的表征。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中的大多數(shù)人因病致殘，那么這個人的正常生理功能或這些人所處社會的正常運作都會受到影響。這些影響在考古學記錄中都能夠被辨識，并予以相應的解釋。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人類學家莎朗·德威特（Sharon DeWitte）采用生物考古學在倫敦一處埋葬黑死病人墓地中的遺骸研究認為：黑死病并不是無差別殺人，而是具有選擇性。通過風險分析和轉變分析，發(fā)現(xiàn)年長者和體虛者的死亡率相比其他人要高。另外，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該墓地的人口結構，發(fā)現(xiàn)有少量的人來自倫敦腹地甚至更遠的地方。

法國北部古病理研究中心喬爾·布朗迪奧（Jo?l Blondiux）等從法國一批因結核病致死的骨骼樣本中發(fā)現(xiàn)女性呈現(xiàn)出更大的存活率，可能是因為雌性激素產生的免疫加成效果（Immune-boosting Effects）。相關生物考古學研究構建的DNA證據(jù)數(shù)學模型，支持感染麻風病所致的免疫壓制會增加患者患結核病的死亡率，說明麻風病在中世紀晚期的逐漸消失與結核病的逐漸流行成正相關關系。

殘留牙菌斑的中世紀男子牙齒

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家克里斯蒂娜·沃林納（Christina Warinner）采用基因測序和蛋白質質譜檢測技術，針對人類骸骨中牙菌斑化石中的微生物DNA研究，得到了不僅與飲食有關的蛋白質和DNA信息，還有感染細菌及炎癥相關的免疫蛋白等特征，從而重建有關古人飲食、感染和免疫相互之間動態(tài)的聯(lián)系，更加深入地了解細菌的進化以及持續(xù)致病的誘因。

中國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宋凱等人采用考古微生物學嘗試對歷史上鼠疫流行情況以及鼠疫菌遺傳特征進行研究，探究鼠疫菌的進化、毒力狀態(tài)、疫源地、傳播媒介、傳播路線、致病機制等問題。不僅為更加全面、準確地解釋古代傳染病的起源、傳播及病原體進化等問題提供新的思路，也為現(xiàn)代流行病的疫情發(fā)展提供必要的防護措施決策提供參考模型。

重制的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電子影像

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傳染病實驗室分子病理學家杰夫·托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等人，通過研究埋葬在阿拉斯加凍土帶下的女尸肺組織樣片，首次成功檢測出“西班牙流感”病毒8個基因的全序列排序，從而確定1918年的大流感起因于禽流感病毒的一個變種——“它是所有哺乳動物流感病毒中像禽流感病毒的”科學認識，不但揭示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神秘病毒與以往的不同，還在警醒了未來流感大流行的可能。

潛力與未來

疾病考古學逐漸與分子生物學等諸多科學融合過程中有了進步，但是傳統(tǒng)體質人類學觀察仍是其學科主流，即對出土骨骼的年齡范圍、性別鑒別及其較明顯的創(chuàng)傷誘因的觀察。雖然，飲食與生理壓力、可遺傳性疾病的起源和進化、退行性病變及創(chuàng)傷、傳染性疾病的起源及其對人類的影響、腫瘤性疾病的起源和發(fā)展等方面與人類的生活方式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人類遺骨還是目前為便捷合適的素材對象。因此，在近些年骨骼方面的病理學研究上，不但需要方法論和技術的不斷更新，還需要系統(tǒng)地對一些人群整體的骨骼進行研究和對比。

結語

考古學針對疫病開展的工作意義何在呢？總結歷史經驗，對古代遺骸的病理研究可以反映出不同疾病對人體不同損害的分布，對古代疾病進行的病原體基因研究會帶來潛在醫(yī)學價值，對古代疾病影響的研究對當今公共衛(wèi)生和預防舉措有重要借鑒，能夠預見人口健康趨勢能夠認識疾病對于人類的影響范圍和程度等，甚至對認識特定地區(qū)、特定時代人類的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有助于理解文明之間的差異。

或許，考古學還能影響更多。

參考文獻

1.Sharon N。 DeWitt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Epidemics Can Inform Future Epidem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6 45：1， 63-77。

2。[英]夏洛特·羅伯茨（Charlotte Roberts）、[英]基思·曼徹斯特（Keith Manchester）著，張樺譯《疾病考古學（第3版）》[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0-11。

3.Deborah Netburn， 陳信宏，《古代牙菌斑里的秘密》，《空中英語教室：高級版。彭蒙惠英語》。2014年第8期 ：18-19。

4。宋凱、祁芝珍、楊瑞馥等：《鼠疫歷史疫情的考古微生物學研究進展》，《中國人獸共患病學報》2018，34（42）：1142-1146。

6。[美]卡爾·齊默（Carl Zimmer），劉旸譯：《病毒星球》，出版社 ，2019-4。

7。[美]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nmond） 著，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7。